陈衡哲·问学记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5-15 00:54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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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陈乐民先生在《欧洲文明十五讲》中这样评价陈衡哲的西洋史——这是中国写得最好的西洋史,于是便闯入了有关陈衡哲的著述。翻遍 《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陈衡哲早年自传》、《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心里是掩不住的艳羡、仰慕和尊重。陈衡哲独立、坚忍,早早就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朝着求知之路毅然前行。在如今三观倒了又碎只剩物欲卓然而立的时代,早已从历史中黯淡下去的她,却闪烁着多么稀缺的人类理性之光。

  念及民国那些显耀过现在也依然演漾在话题中的女子,一一细考较去,陈衡哲很不一样,她疏离革命造反之热念,没有留洋镀金的流俗,未沾攀附权贵的陋鄙,更没有随波逐流的沉沦,在那样忽尔黯淡忽尔动荡的尘世中,她靠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努力,最终成就进而超拔了自我。

  读陈衡哲,眼前总是倏忽浮现一连串的名字:任鸿隽、蒋梦麟、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等等。他们都有着太过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经历:

  他们大多出自书香门第,但到了他们的父辈这一代,便只能算小康之家,不是当地小官,就是当地小地主。这是他们后来得享留学之先风的物质基础。没有这点保障,他们恐怕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获得比大部分人更多的学识的储备。但同时,他们又没有过度的富裕和过于显赫的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特权,想要出人头地,必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公平的机会。

  他们大都幼年在私塾度过,奠定了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都在少年时代,赶上了新学西潮的来袭,纷纷在中国大地上才刚“呱呱坠地”的新学堂里上过学。在那里,他们过滤了部分的传统色彩,又草草涂上几笔西方的颜料。最后,他们在大洋彼岸汲取了西方的养料,真正开始发芽生长(周氏兄弟当然是在日本求学的,但是他们所汲取的,依然是裹着东洋外衣的西方新思想)。

  陈衡哲的家庭也是如此:祖父与外祖父都是浙江官僚,伯父是翰林。她的父亲是举人,后来出钱买了个四川的县官(这在清末已是合法化的事了,也就是所谓的捐纳制度)。更幸运的是,她的母亲也是书香门第,是当地出名的闺中画家。

  父亲是陈衡哲的启蒙老师,但是这种特殊待遇,反而差点成了一场灾难。父亲让她先背诵《尔雅》,然后是父亲自己记录的两千多个中国地名,还有写满中国历代君主的称号和统治年代的历史笔记。后来还背起了八大册的《黄帝内经》。这样痛苦的填鸭式背诵,除了高强度锻炼记忆力,对思维的创新是种可怕的扼杀。

  但在几无现代教育理念的近代中国,这也是常见的事。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与新潮》中说,他在私塾的开始,就是从早到晚背诵一知半解的《三字经》,如同蹲监狱一般难熬。

  反倒是周作人的祖父做派相当“另类”,鼓励孙辈们从易而难,自由读书。他教子弟做文章的第一步竟是读小说,《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读诗,也是先学白居易的明白易晓,再读陆游的志高词壮,再读苏东坡的笔力雄健,再诵李白的思致清逸。像杜甫的艰深韩愈的奇崛,小孩子们不能学就不必学了。所以,周作人在童年就充满了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

  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少年人一样,新学西潮是无法阻挡的诱惑。陈衡哲十一、二岁的偶像便是梁启超、谭嗣同。因为这些启蒙者的传递,陈衡哲沉浸在加富尔伯爵、马志尼、罗兰夫人、圣女贞德的世界里,满脑子的英国立宪运动、法国大革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这些来自西方的强劲的响动,对身处清末腐朽落后风雨飘摇中的少年人来说,无疑如同朝阳般眩目热烈。这代人开始有了世界的观念,有了国家的观念,有了革命的观念,有了民主的观念。

  不过很快的,她放弃了如贞德般的骑马冲锋的女斗士形象,她依然憧憬西方,但可能是出身、家教和性格的三重作用下,她最后立志投身于对学问的追求,希望以更冷静更深刻的方式,研究西方的文化和生活。

  13岁的那年,在大部分女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懵懂发痴的年纪,她自己做出决定,告别了前往四川赴任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走上孤独的求学路。这个选择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否则父亲绝不会容忍。而母亲在劝阻无效后,擦着眼泪向陈衡哲告别道,“是你自己要想为陈家光耀门庭的。勇敢点,别哭”。

  新学生涯的开始本来应该是在上海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因为一直支持她的三舅正是蔡元培的好友。但阴差阳错,陈去了亲戚家一个朋友新开办的中英女子医学院。这个医学院完全是几个留学青年一腔热情的产物,教学过程随性潦草毫无章法。陈衡哲在这个医学院坚持学习了4年,其结果是,除了打下扎实的英语基础,陈衡哲完全对医学丧失了兴趣。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号称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学府,宣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在1898年开学时,所学内容仍是孔孟经书和朱子理学,性质近似于旧式书院。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说到,在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前,这个学校以守旧传统而出名。学生们把这里当作政府中升官腾达的踏脚石,教授们也大多来自官场。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放纵于赌博或嫖妓。当时大学被一般人加上的恶名雅号有“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

  鲁迅周作人兄弟所上之江南水师学堂是甲午战争发生之前由曾国荃创建的。但上学前参加的考试,题目依旧是八股题。因此鲁迅讽刺说,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不过是要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

  蒋梦麟在绍兴中西学堂倒是扫除了不少简陋的民间知识,比如地球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击鼓所生。但也依然记得那个糟糕的教英语的中国老师,他把字母“Z”念成“乌才”。

  在这种情况下,陈衡哲的求学路其实是走进了死胡同。她只得听从父亲的召唤,返回四川,与家人会合。

  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让陈衡哲很早就认定,无论男女,目不识丁或者气质庸俗是件难堪的事。但不同的是,她是个女子,她的这条上学路,注定更曲折更磨砺人心。

  三、四岁起,她就看着家族里年轻却要守寡的亲戚们的悲凉,暗生沉痛。7岁时,她同中国女人传统的枷锁——缠足小战一场,获得全胜佳绩,从此有双遇见外祖母就要藏起来的大船脚。

  17岁时,她为了自己的婚姻,跟家里做了最后的“决战”。那正是陈跋涉50多天,一路艰辛,从上海到四川与家人重逢的那年。在乡间跋涉时,陈衡哲不戴耳环的耳朵,不擦粉的脸,不缠足的脚,不加修饰的衣服,总会引起女人和孩子的围观议论。

  原来,父亲召唤她回来之前,就替她订好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出自高官家庭的品行良好的年轻人。但陈衡哲斩钉截铁地表示,“我永远不结婚”,这就是她维持很久,在后来的美国同学界里都闻名的不婚主义。

  那时中国还没有女子能上的大学(第一所国立女子大学1917年才在北京建立。北京大学要到陈衡哲留学回国那年开始接收女生,陈则被任命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中国女教授)。虽不知求学路在何方,但陈希望保持自由以便实现求学的志向,而且,她不想嫁给一个陌生人,但多年的传统教育又让她无法接受自由恋爱的思想。

  陈衡哲后来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胡适、也是白话文领域的同路人,他与妻子江冬秀的不合适婚姻现在几乎人所共知。鲁迅与同样是母亲安排的妻子朱安之间紧张的关系,也在长时间里让其倍受煎熬痛苦不堪。而蒋梦麟的原配即第一任夫人也是乡下女子。这就如陈衡哲充满同情的自述:这种内心的挣扎无疑是当时年轻人理智上的信仰和感情上的保守相互冲突的症状。因为那些年轻人虽然拥有渴望爱情与自由的心灵,他们也可能在知识方面解放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们害怕甚至羞于选择背叛传统的道路。

  在和父亲的几天对峙中,陈衡哲激动地晕倒了,总算这晕倒吓退了父亲。父亲放弃了嫁女的希望,甚至开玩笑说要给陈造个尼姑庵。陈衡哲则在四川漫无目的的生活中加重了恐惧,她担心自己真要老死在尼姑庵里。

  姑妈家是个大家族,张爱玲小说里大家族的腐朽和落没,在这里都可以寻到踪影:吸鸦片的表哥和表嫂,年轻的守寡的儿媳妇、姑妈已故公公的小妾…… 幸好姑妈本人性格坚强而隐忍,才能勉力支撑着这一大家子。

  没有正规的学校可以上课,陈衡哲在姑妈家里自学《尚书》,背诵李白的诗歌,靠着英文字典学习翻译西方文学名著。闲暇时,她和姑妈俩人乘坐在舒适的小船里,游荡在小西湖上,谈诗论道。姑妈背到最热爱的两句杜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时,常会长叹一声,“我这一生一直希望能庇护穷困的读书人,让他们在我们家园林里漫步。现在,我却连自己的儿子都庇护不了”。陈衡哲便会安慰说,“你现在不正庇护着我么,只是我还不是个读书人!”这是两个失意人充满诗意的互相抚慰。

  等待消磨的不仅是精神,也是经济。后来陈衡哲在姑妈安排下当起了家庭教师,算是部分解决了生计问题。每月薪水20元,其中的10元还可以拿来补贴给家庭负担日重的父母。

  转机,就在这坚持与无望之间出现了。陈衡哲突然在报上看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上海招考女学生。如果考试合格,将获得去美国念书的5年奖学金。对陈来说,这个消息就像“长夜过后黎明到来一样”。

  笔试持续了一周,之后陈衡哲又回乡下女主人那里去教书了。因为内心充满焦虑,她甚至不敢看报上的录取者名单。直到有天收到姑妈的亲笔信,她才知道自己在10个被录取者中名列第二。信还没来得及看完,陈已经泪如雨下。

  1914年8月15日,此时陈衡哲24岁,离她当初远离父母只身赴学,已经10年过去了。她终于登上了远赴美国的蒸汽机船“中国号”。此时,她也许会想起她敬爱的三舅昔日的寄语,“你得知道人对于生命有三种态度:安命,怨命,和造命。我相信你能创造自己的命运,也希望你从小就有造命的态度”。

  在美期间,陈衡哲进入瓦沙大学历史系,专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不久,她结交了两个终身的朋友,一个就是提倡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一个是提倡科学救国运动的任鸿隽。如今有不少文章分析胡适与陈衡哲之间有微妙的情愫,但斯人已逝,内心之事无法全盘复原,而胡适、任鸿隽、陈衡哲三人情谊持久,互相欣赏,却是不争的事实。

  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忆了他是如何折服在陈衡哲的才情之下的:余读陈女士之文而识其名,盖自前一年余主编《留美学生季报》得陈女士投稿始。当时女士所为文曰 《来因女士传》……文词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余心仪既久,1916年夏与陈女士遇于伊萨卡,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之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陈衡哲自己的回忆是,她与任鸿隽交朋友在先,在 “交了4年朋友后”,她终于打破了不婚的誓言,与任鸿隽在1920年9月27日结婚。

  订婚当天,任陈两人与胡适合影留念。胡适之后在《新青年》发表新诗《我们三个朋友——赠任叔永与陈莎菲》,赠给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最见他们三人非同寻常的友情: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风稍歇了,人将别了——我们三个朋友。寒流秃树,溪桥人语——此会何时重有?

  后力荐陈衡哲出任北大首位女教授的胡适,还戏赠婚联曰:“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前四字是希望朋友早日有后代,后四字又同时希望陈衡哲不要因婚姻而放弃了著书的事业。

  不过,陈衡哲很快有了身孕,前后在北大任教时间不过一年。繁重的家庭生活,确实消磨了这位女学者的诸多时间和精力。但她依然在家庭和学术之间寻找着最佳的平衡,竭力维持著书立学。那本微言大义的《西洋史》,就是她在怀着二女儿的时候,在书房里赶工而成。因为大女儿任以都那时吵着要玩,陈衡哲还曾经大光其火。以致后来任以都回忆说,至此知道母亲在书房时,是任何人都不能打扰的。

  陈衡哲晚年总结与任鸿隽的40多年婚姻时说,“我们的共同生活,是仍旧以友谊为基石的”。任鸿隽多年前曾对她表示:“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可以想见,这番话让执着于问学路的陈衡哲感受到最深的合契与成全,一直铭记到生命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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